一、奥斯卡·柯柯斯卡的女性幻想：人偶形象中的厌女症传统及其浪漫化意图

法国著名现实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曾声明，自己仅仅描绘“真实的与存在的物体”，但是一张拍摄于1864年这位艺术家工作室的照片却显示，他也有一个与真人几乎等大的人体模型作为创作的辅助工具。照片中（图1），有一个女性人体道具模型的形象正在背靠墙壁。其形似度与真人庶几无异。即便是库尔贝这样的再现性艺术大师，在描绘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时都要借助不同人体模型形象的辅助，他的同道中人里，亦不乏许多对人体模型感到兴趣的创作者。事实上，这些艺术家工作室内的“假人”在进入到20世纪之后，已经呈现出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新内涵，它在真实的人形与非真实的虚拟形象之间游移，为艺术家与观者的创作与观看行为增添了非可确定的意义与悬置感。

图1 尤金·费耶，《库尔贝的画室》，1864

图2 奥斯卡·柯克斯卡，《画架旁的自画像》，1922

图3 奥斯卡·柯克斯卡，《有人偶的自画像》，1922

1920-1922年间，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柯柯斯卡（Oskar Kokoschka,1886-1980）创作了三幅以女性人偶为主题的肖像作品，分别是《画家与人偶》（Painter with Doll,1920-21）、《画架旁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at the Easel,1922，图2）与《有人偶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Doll,1922，图3）。在这三幅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人体模型，正是1918年，柯柯斯卡委托名噪一时的人体模型制作者赫尔麦因·摩斯（Hermine Moos）根据其前者曾经的恋人阿玛尔·马勒（Alma Mahler）的形象所创作的人体模型。然而，这件本该消解柯柯斯卡浓烈的相思之苦的人偶形象并未得到他的满意——虽则柯柯斯卡为模型设计好了外在形象与具体材质的来源，并一直在去信中不断关照摩斯尽可能如实地按照自己的草图，在比例，形象与材质上完全复制情人马勒的人体模型，该模型的成品最终令柯柯斯卡非常失望①柯柯斯卡给摩斯的去信中这样表达自己的愤怒：“这具人偶有着北极熊的皮毛，像极了粗制滥造的毛毯的质地，完全没有女性光滑与柔软的皮肤质感。”——艺术家不仅完全无法辨认马勒的脸庞与形态，在材质上，不同于柯柯斯卡索要求的尽可能地选择接近人体本身质地的材料，摩斯选择了于身体表面覆盖一层羽毛，使得整个人偶就像一个硕大的鸟人形象，这个形象与失真的人体比例和异形的，类似鸟类的脚掌相配合，完全无法在视觉，触觉等任一维度满足艺术家对爱人肉体想象的欢愉感。②根据西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哲学系教授邦尼·鲁斯（Bonnie Roos）的说法，作为手法高超的人体模型制作者的摩斯，很可能是有意为之，通过在视觉，触觉与知觉维度违背柯柯斯卡本人的意愿，鲁斯认为，摩斯创造了一种具有实验性的女性主义姿态的艺术作品——正如艺术家厄娜·姆斯，莱利·麦兰德尔与汉娜·霍克等人的作品一样，通过由内到外地消解与反抗传统认知中对女性形象的思维定式，而消解这种父系社会带来的审美专制与威权。某种意义上，摩斯创作了一件具有先锋主义艺术特征的艺术作品，而不是一件人体模型。他在短暂地拥有了这个人体模型之后，于1919年的一次私人聚会上亲手肢解了这个模型。在这些依据此模型创作的作品中，均同时出现了艺术家本人与人偶的形象，且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画面中的焦点，在柯柯斯卡表现主义的艺术语言中被夸张与放大，显得更具戏剧性。其中，《画架旁的自画像》中，艺术家本人的形象居于画面的正中央，他的头部从胸部开始延伸，到脖子的位置戛然而止，以至于这个形象中艺术家的颈部是没有被体现的，更加剧了一种窘迫与僵硬感，其面部表情分明而凛冽，嘴唇微张，似在微笑，又像在为自己辩驳；睁大了双眼茫然地与观者对峙，显得有些惊恐与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其左手夹着一只画笔，好像正在创作当中；右手则不自然地垂落好像在指向身后的女性人偶——艺术家身后的女性人偶形象，也有着同样分明的面部表情，眼神呆滞，向上望去，嘴唇紧闭。其赤身裸体，背对墙面，呈四分之三角度的体态面向观众，依稀可见女性的身体特征，同时其身体微微倾斜，左腿轻微向前迈步。整个画面的背景则是玻璃窗外的明媚风景，与整幅画面的色调相互映衬，同样的浓烈与分明。虽则采用表现主义的手法，观者却不难从画面中分辨出，这正是艺术家平日工作室中的布局——女性人偶的形象已经成为其艺术创作的一部分，不论是作为一个客观物体还是主题，他对于这位艺术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另一幅作品《有人偶的自画像》中，柯柯斯卡则模糊了其中的场景性，画面中呈现出与这名女性人偶更为亲密与暧昧的关系：艺术家与人偶仿佛坐在一个红色的沙发上，艺术家稍微靠后，身体相对竖直，女性人偶则稍微向前，身体似在向沙发扶手的方向倾斜。然而艺术家与人偶的互动姿态却让人感到困惑：他以左手扶着人偶的左膝盖，右手则指向人偶的腹部，而人偶本身的两只双手则捂住胸口，表情相较于艺术家的平静而显得有些惊恐。笔者推测，这幅作品有可能是在影射艺术家与马勒交往时令他精神受到重创的一次事件：马勒曾于1914年流产了两个人的孩子。这个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了柯柯斯卡于1914年加入了奥地利骑兵部队，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并于1915年身受重伤。在医院疗伤的过程中，医生诊断柯柯斯卡患有间歇性神经紊乱综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