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在承担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的同时，还负有对学生进行优秀中华文化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重任。中华优秀商业文化是优秀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高职学生的“双创”教育中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商业文化教育，对学生就业后进行的社会实践具有深远的指导性意义。

纵观中国经济宏观大格局，中国的“一带一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为百年来仁人志士追求的“中华之崛起”创造出令人振奋、用以实现“中国梦”的现实路径。

一、中华传统商业文化课程的构建

中华传统商业文化涵盖了传统商业中的经济行为和文化行为，形成了以商业制度和商业伦理为核心，以乡规民约和民俗文化为外在形式的商业文化体系。明清时代的晋商文化和徽商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中具有鲜明的典型性。

（一）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中华传统商业文化

中华传统商业文化经历了明清时代的充分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晋商文化为代表的北方陆路贸易文化，和以徽商文化为代表的东亚及东南亚海上贸易文化。它们共同活跃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并占据了重要地位。“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这是山西商人对自己的描述。明清时代的晋商经营以物易物的边塞贸易，利用“开中制”经营物资的长途贩运和明清盐业，晋商还“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的辉煌。19世纪20年代，首家晋商票号诞生，晋商的商业经营迅速将金融领域纳入其中，并被美誉为“中国近代金融业的鼻祖”。晋商崇尚“以义制利”、祭拜关公，还有袁崇焕崇拜，晋商的商业经营世代以“俭”与“诚信”著称，并以能吃苦、善管理、“学而优则商”叱咤商界数百年。而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宋唐，兴盛于明清，以擅长“家族式”抱团经营为主要特点，素来资本雄厚、经营项目多、活动范围广，崇尚贾而好儒的“儒商精神”和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坚持“学而优则仕”。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外国资本涌入，中西方商业文明相互碰撞，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华商业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

远观历史，在山西这片晋商文化的发祥地，留给后人的有来自晋南的尧都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有学者形象地称山西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周朝时，叔虞封唐开启了以山西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新时代。太原周边的平遥、太谷、祁县是清代晋商文化发展高峰期最为著名的几座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布局是在围绕着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文富集区“祁氏之田”次第展开。在明代，“开中制”造就了山西运城盐池的繁盛，并出现了以张四维、王崇古家族为代表的儒商文化。在清代，以傅山为代表的晋商“晋南”文化与以儒商文化为代表的晋商“晋北”文化相互并行，将晋商文化的“忠”“孝”“仁”“义”推向顶点。1949年前夕，秉持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的晋商与徽商在抗战结束、无情战火将民族工商业变为一片废墟时，曾经以商业救国为宗旨聚集西安试图共建民族工商业，开辟中国优秀传统商业文化的新局面。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思想无疑为优秀传统商业文化的再次振兴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李克强总理曾对晋商文化这样评述：山西有两座富“矿”，有形的是得天独厚的地下煤层，无形的是行走天下的晋商精神。山西既要开掘煤炭资源，又要挖掘好晋商精神这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山西著名人文、历史学者田瑞也指出，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不研究山西文化。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晋商在清代时就已经在使用股份制进行融资活动和商业经营，晋商还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式进行委托管理，晋商的这些经营方式与现代商业的经营方式何其相似。所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始终都在与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与创新性相向而行。

（二）传统商业文化课程的构建

目前为止，中华传统商业文化课仅出现在部分高职院校经济贸易类专业的课程中，并未在全国所有高职院校的全部高职专业中得到普及。在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全球化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加强中华传统商业文化课程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确立商业行为的原则和规范，为学生树立优秀的商业精神，同时教会学生明辨是非，恪守商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课程的开设可遵循以下构建思路。（1）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华传统商业文化为基础，提炼其中的优秀部分，将其应用于教育教学；（2）中华传统商业文化课除了采用课堂教学构建教育教学课程体系外，还可以采用报告、演讲、讲座、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双创”课程构建，也可以考虑在专业课程中融入中华传统商业文化的内容。要在中华传统商业文化课程的构建中打破传统商业文化儒、释、道占据不可撼动地位的现状，充分展示能够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思想和核心理念，将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同中华优秀传统商业文化的精髓相融合，提升优秀传统商业文化的新时代凝聚力和感染力，为优秀传统商业文化有效地服务于新时代的经济大局打下良好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