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图》构建中原商业文化的历史图景
《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上古时，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河图洛书相为经纬，乃中原文明的基石。
著名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河洛图》，则以河南巩义康百万家族为蓝本，着力描摹在河洛文化的孕育下，以康秀才、周亭兰、康悔文为中心的几代人，由“耕读世家”走向“中原财神”的创业史。
明清时期在中国民间社会形成的三大财神，巩义康百万是其中最被现有历史遗存（巩义康百万庄园）坐实的一个，但同时又是历史记载和传说十分单薄的一个，人们熟知的无非就是河洛康家在晚清斥巨资家财迎驾西狩返归京城的慈禧太后，受到嘉奖，再有就是康家利用黄河水路承办官私商运发家致富的粗略背景。可具体的历史细节是怎么回事，经历了什么样的人事商事，历史记载资料不详，仅康家现存的一副“留余”家训牌匾，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
《河洛图》正是以小说填补这一空间所做的一次文学努力，这一文学努力具有以稗史补足正史的意义。小说中，作者把商业康家的前身设定为在朝为官、为民请命的河务侍郎，其祖、父两代官员或“以身填河”以治河患，或撞柱朝廷以抗不公，都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开启了家族在对朝廷政治深深失望后由官而商的转型。这一转型具有复杂的历史隐喻意义，与明朝中后期江南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不同，《河洛图》中置身于经济长期相对落后的中原文化环境中的河洛康家，其商业文化的起步却是建立在对朝廷政治所代表的学而优则仕、且已发展到腐朽阶段的封建儒官文化否定的基础上的。这是小说家对历史做出的另一种解答。
应该说，这还仅仅是一部河洛康家商业的前史，因为小说仅呈现了康家前两代由儒转商，从民间起步，一路走上财富顶端的过程，而康家其后延续十代人的繁荣史，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仍是一部有待续写的历史和文学大书。但就在这43万字的前史中，清朝中叶中原一带以黄河为主线，地跨豫、鲁、陕、苏等省的河务治理、社会经济、官私商运、民间借贷以及风土人情等等，都以作者将史料与传奇有机结合的小说书写相当程度地呈现了出来，既给人文学的审美，又给人历史的认知。
文学的审美是表现在对一个个人物的塑造上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康家太爷康秀才，封建家族文化的代表、康家孙媳妇周亭兰，家族商业文化的代表、河洛康家的第一代掌门人康悔文，阴鸷的官场政治文化代表、掌管臬司（刑狱）衙门的内务府密探宋海平，基层小吏、河洛仓的记账先生仓爷，民间武师马从龙，船老大“泡爷”，土匪断指乔，豫剧艺人一品红，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官场和民间人物，构成了丰富而立体的社会阶层，小说以曲折而自洽的情节，把他们结构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清代中叶的中原河洛社会。而人物的塑造各有千秋，用力不一，或得或失，不是一篇短文能容纳得了的。
李佩甫熟稔中原文明的来龙去脉，他说：“历朝历代，中原都遭遇过各种劫难。经历过漫长的时间以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就养成了一种骨头被打断，但又能粘起来的生命状态。它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百折不挠、生生不息。”
李佩甫的作品几乎都围绕中原的人和事，中原是李佩甫的家乡，也是他的精神家园。他的写作过程也是对中原文化的挖掘过程。康百万家族是豫商的集大成者，康家的经营理念以及治家方略，现在依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