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关键在于波兹曼过于强调成人文化的力量，而忽视了童年文化本身的自主和能动性，正如在那个荒诞匮乏的年代，边缘性生存体验和童年的自由诗意相碰撞间的张力即是最好的辩驳和佐证。然而，尽管童年有其自组织性，有其旺盛的生命力，但其衍生发展依然是建立在现有的文化语境基础之上的。事实上，波兹曼指出的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化语境的确是值得反思的。

电子媒介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它伴随着物资的剩余、技术的发展、影像和娱乐产业的脱颖而出等等特征。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状况也出现了与自然经济时代不同的特征。物质的富足当然会带来个性的解放、私情的宽容和对生活更加自主的掌控。但是商业文化的平面化、碎片化、即时性、功利性等特征也使得人们深刻体验生存的能力日渐稀薄：知识和信息蔓延的同时，生动可感的经验被压缩得扁平化、碎片化；情感世界在虚拟空间得到延展的同时，个体与真实世界的丰富联结逐渐淡化；后现代和解构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流行哲学的同时，对于确定性的寻求显得惨淡冷落。

而孩子们作为整体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大众文化的漩涡里，这一点可以从孩子们对于虚拟空间的迷恋，对于即时易得的成就感的偏爱，懂得多但是懂事得晚等方面初见端倪。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童年世界相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童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当代孩子们基于当下现实文化的重构，事实上，在这其中，依然徜徉着孩童的生命力，绵延着童真稚气。

就如有学者在比较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背景下童年形象的差异时指出，与农耕文明相关联的儿童形象通常是被动的，顺从的，对自我命运缺乏掌控能力的，而商业文明背景下的儿童形象则更加积极主动，拥有一种有力量的纯真。但是童年文化本身的能动性与现实的文化环境是两方面的问题，不注意到文化本身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而仅仅谈论儿童对于具体文化的接受和处理能力，是舍本逐末的行为。成人作为拥有社会主导话语权的行为群体，不应放弃自己的文化责任和伦理操守，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