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忠海

商业伦理是商业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和活动规范，其作用是在商业领域里建立起与正义、道德相一致的理想秩序，促进商业的良性和持续增长。与契约、律法所形成的“硬约束”相比，商业伦理代表的“软约束”所调节和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财自道生

经商的目的是取利，中国古人对此并不讳言。孔子说“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史记·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否定对财富的追求，其实也就没有商业活动了。但是，古人对“利”有着丰富的认识，认为并不是任何“利” 都可以追求，更不能为了逐利而不惜一切手段。在古人的商业伦理观中，首要的一条就是重义轻利。

一般认为，“义”的概念最早出于《管子·牧民》。《管子》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什么是“四维”呢？《管子》认为：“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繁体的“义”字由“我” 和“羊”构成，是一个会意字，“我”的本意是兵器，在此表示仪仗，“羊”在此表示祭品，综合起来，“义”就是代表正义、威仪，引申为合乎道德的行为或道理，指的是那些应该做的事情。

“义”与“利”看似矛盾，但在古人看来二者又紧密不可分，古人常说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应该“仗义疏财”，这为商业活动赋予了强烈的道德含义。中国古代商业伦理对“义”的追求与重视，可以从商人们的关公崇拜中看出来。关羽是三国时代名将，作为军事将领，他真实的战绩其实并不突出，曾战败被俘，最终因战败而被杀。但人们更喜欢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认为他面对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不要，一心追随处于事业低谷的刘备，这正是忠义的表现。“义”成为人们尊崇关羽的原因，商人们把关羽视为“武财神”，看中的也是他身上的“义”。明清时代，一些关帝庙里还设有戏台，那些在经商中有违背义理的商人被商会、行会等处罚，其中的一项处罚就是要出钱在关帝庙的戏台上请大家看关公戏，给自己补上“义”这一课，同时也教育其他商人。

《易经》里有一句话：“利者，义之和也。”在长期经商活动中，商人们总结、流传着许多商业谚语，如“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利从诚中出，誉从信中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买卖不成仁义在”等。清代著名徽商舒遵刚经商之余喜欢读儒家典籍，善于把书中义理运用于经商，他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另一位徽商李大皓告诫继承者“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他们商业上的成功，与坚守“义”、崇尚“道”的商业伦理观有很大关系。

重信守诺

商业活动离不开契约，但并不是所有商业行为都能用契约一一约束，契约无法覆盖的地方，还需要伦理道德等加以充实。与西方商业伦理观不太一样，中国古代商人们更看中信用，这与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有关。在儒家看来，信用是最基本的人格基础，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提出“五伦”的概念，视为做人的5种基本伦理道德标准，“朋友有信”是其中之一。到了荀子，则直接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志。

古代商人深知通过诚信赢得客户的道理，《孟子·滕文公上》指出：“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秦末汉初名士季布以守诺著称，《史记·季布列传》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李白为之赞歌：“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古代成功的商人几乎都把诚信作为经商之本，秉持“诚招天下客，信纳万家财”的经营理念。晚清时，江南经营茶叶的商人所经营的新茶一旦过期，一定要专门写上“陈茶”二字提醒顾客。在这些商人的眼中，诚信比赚钱更重要。

近代著名晋商乔致庸总结从商经验，认为“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他提出“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的经商原则。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许多山西票号损失惨重，有的连账簿也付之一炬。票号的账簿是客户存款情况的原始档案，失去这些便难以正常兑付，如果他们向外界说明遇到的难处而暂停兑付，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但以“日升昌”为代表的一批山西票号毅然决定，只要客户能拿出存款凭证，在无法核实的情况下也给予兑付，无论金额大小。此举无疑存在巨大风险，但“日升昌”等票号认为守信才是自己的命脉所在，当时国家尚未建立起基本的金融体系，票号没有国家力量可供依赖，唯有绝对诚信才能赢得客户。“日升昌”等山西票号的做法后来也得到了回报，战乱过后他们的分号在各地陆续开张营业，人们都放心大胆地把钱存进去，朝廷也把越来越多的金融业务交给他们做，生意更加兴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