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公元7世纪到九世纪的世界中心，唐长安城汇聚了“万国之民”。唐代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因此崛起，国内经商风气兴盛，在“经商热潮”的过程中，除了唐朝人自己以外，还有许多的“胡商”也在其中，他们在唐朝境内贸易，甚至在长安开店、经营汉人传统的商业，也开辟中亚、东南亚国家的特色商业模式。

唐太宗曾言：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他的开明，让许多来到唐朝的胡商拥有了合法的地位、与汉人同等的地位，所以唐太宗被四方之民尊为“天可汗”，而唐代“胡汉商圈”的形成，也得益于如此开放的国策。

放眼长安城，这座唐代最具实力的商城，东西两市中，有汉人之专柜，也有胡人的特色商业。外国来唐就业者数不胜数，就连玄宗时期的诗仙李白在饮酒时，都独爱“胡姬”之歌舞。这种丰富的“中外交融”的画面，是我国古代外交繁荣的一个象征，也是古板封建文化下，具有人文色彩的一面。

彼时的长安城，真的很“潮”！

一、长安城里的“外资企业”

唐朝的实力强盛，保护了丝绸之路的通畅。而与此同时的，大食诸国、东南亚地区，这些外国政权并没有给予他们本国商人良好的经商环境。因此，在李唐君主开放包容的商业倾斜下，胡商不仅是来长安贸易，还定居于此，拿到了合理的“身份牌”，在市肆登记，成为唐朝的“外资企业”。

《资治通鉴》有言：

“殖货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

。这里所说的，便是外国胡商在长安城的一系列商业举措。所谓“殖货产、开第舍”，便是租购房产经商。唐朝廷工商局“诸京署”也允许胡商申请开店，他们开店和汉人一般，录入“市籍”，报备类目，便可以开张。

“外资店”一般聚集在长安县，也就是唐长安城最为繁荣的“CBD”：西市。西市中，外资的商业设施有

“酒店”、“客栈”、“钱庄”、“外国特产”

等等多类型店铺。其中“酒店”和“客栈”极为常见，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西市，根源便是外国商人贸易都是在西市进行，这些“外资店”的主要服务对象，也都是“外国商人”。这和我们如今外国的“华人餐馆”的营销客户是一致的。

如《太平广记》就曾有记载：

“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碗饮之”

。婆罗门便是印度的“僧侣”，他们到西市便是去的“外国酒店”，虽然“入乡随俗”，胡汉酒类相差不大，但是“老乡见老乡”的情感加成，外国消费者还是钟爱本国商店居多。

而钱庄更是如此，钱庄除了“外国人”之间沟通简便之外，很多时候更是充当“跨国银行”的用处。如当时大食国之人颇爱“金融”，常常在长安放贷给自己国家的商人经商，收益十分可观。那么在西市经商的外国人，往往都是“资金雄厚”的，不然的话，他们更是难以长途跋涉来到大唐开店，即便李唐统治者表示开放，但“非我族类”的地方保护思想必然会有，外国商人在经商时需要花钱“打点”的数目也必然不小。

所以他们的“外资店”，也是长安城权贵、士大夫家庭、商人、豪民的新去处。当然啦，汉人在“胡店消费”的现象繁荣，也包括了平民百姓，只是他们仅能在外国人店铺消费便宜的“商品”，且商品的品级不高罢了。如著名的“胡饼”，就是长安百姓钟爱的“外国食品”：

“郑子早行，因门扁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

。

二、受欢迎的“胡店”，外企的特色经营

因为中外文化的差异，胡店经营的特色也有不同。就如上述的“胡饼”，其实是以“乳酪”作为馅的糕点，是当时的“奶酪蛋糕”。这种制作方法，对唐朝百姓传统的饮食习惯是有很大的冲击感的，因此风靡一时。这便是饮食上的特色经营。

那么除此之外更具备“胡人”特色经营的便是酒楼，吸引众多汉人消费者前往，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李白。大食国人、东南亚人喜好黄金，每每装修便是金碧辉煌，唐朝人十分钟爱这种消费观感，于是胡酒店十分受欢迎。除此之外，这种外国人酒店还有一个竞争大杀器，那便是“胡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