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推行重商主义，片面注重工商业，损害了原有
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据统计，1786年普鲁士居民有1/3是外来移民及其子女。通过拓殖，通过建设新城市(如勃罗姆贝格)，通过重新组织经济和改善交通，加强了这些新省同普鲁士的“内聚力”。所有这一切当然也不是出于国王的慈爱，而仅仅出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盘算。
事实上“弗里茨时代”普鲁士臣民的大多数—农民为主，生活得并不比美洲种植场中的黑奴好多少。他们无论是庄园短工、世袭租佃农、乡村手工业者、穷苦的茅舍农(雇农)、煤工、渔民、运输工、木材工或船工、城市帮工或者一般士兵，包括他们的家庭，都被排斥于教育、文化、文明进步、自由选择职业、迁徙自由、生活享乐、政治发言权或共同商定权(即使只是在地区性的事务中)之外。普鲁士的农民完全置身于社会运动之外，变得迟钝怠惰，俯首帖耳，笃信上帝，甘受压榨，毫无反抗能力，成为绝对专制君主—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和“好国王”——手中的工具。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国家利益至上”的考虑下推行重商主义，片面注重工商业，这就损害了原有的生产部门，即农业和手工业。工商业在国家督促之下受到越来越多的扶持，手工业就更加失去了意义。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机械化，使行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作家和国务活动家尤斯图斯·默塞尔( Justus Moser,1720-1794)，1774年在他的主要著作《爱国的幻想》中，描写了60年代方兴未艾的机械化对古老的手工业的灾难性影响：“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年来我国手工业者的地位。小商人的数目几乎多了两倍，手工业者人数降低一半；铁器商夺了小铁匠的饭碗，木器商夺了木匠的饭碗，布商夺了织布工的饭碗，金器商夺了金丝花边工人的饭碗。
弗里德里希一世对于行会手工业的破产并未予以重视，但对“农业的衰落“却十分关注，“农业的衰落“损害了容克庄园主的经济利益。国王同仍然靠衣业为生的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出于对工商业和对农业的双重兴趣，不得不时而鼓励时而损害工商业，又时而损害时而鼓励农业。
国王拥有国家垄断权(垄断普鲁士的盐、烟草、咖啡)，拥有国家银行(如柏林银行，有8家分行)、炼铁业和国家手工工场(纯系国王私人企业)。在经济上国王站在大商人和大工业家一边(后者则在政治上依赖于国王)，另一方面国王又通过垄断粮食和排除外国粮食的竞争给容克贵族以照顾。
垄断粮食和排除外国竞争，自然要引起粮食价格的上涨，受害的是资产者，得益的是容克地主。然而重商主义不复使资产者在牺牲农业利益的情况下获利。最后是容克庄园主也从重商主义贸易政策中捞到好处，因为重商主义所必需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就是容克庄园主的“赡养院”，他们从此中得到许多好处。弗里德里希二世让贵族古据了所有的高级官员的职位，只有一次(1779)有过一名资产阶级出身的大臣，这位大臣上任两年后就死了，接任者又是一名贵族。
弗里德里希二世宁愿请外国贵族，也不愿让本国资产者来领导他的军队。至于炮兵和工兵，他则不得不任用资产者，因为容克们缺乏科学训练。因工商业的兴起而吃了亏的容克庄园主，却要感谢工商业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容克庄园主们对重商主义委实又恨又爱。普鲁士的各生产部门利益的相互交错，使“弗里茨时代”的社会情况复杂化。
如果不是从经济学角度，而是从社会学角度观察这些情况，那么弗里德里希是同容克庄园主们站在起的(后者也必须听命于他)，反对所有非贵族的人：大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农民，后三者对现状不满，可是一旦需要联合行动，这个集团就分崩离析，“居民的各个等级和各个阶级之间没有共同点，贵族和平民，平民同移民，移民同市民，市民同农民都没有共同点，人们在相互排斥，相互回避每个人都自成一家，关在自己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