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与租界的社会文化功能分析南京上海社会文
来源：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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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23
④城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同：据载：“1906年，上海县绅姚文楠等……联名具呈……专奏政府准行拆除(城墙)，改造马路以利交通……因另一部分较保守的绅董反对，终未得批准。次年，乃由晋骧等作改良式的建议，由拆城而改为开门……竟得政府许可。”②从上述比较中，不难看出南京城墙是封建政治结构强化的结果，而上海却恰相反，做为一个西学盛行的“十里洋场”，到了辛亥革命后“上海各方面情况突形转变，对封建式城堡的保留，只令人感觉累赘多余，于是姚文楠等又乘机重申前议……乃准予实行。”⑦上海城墙毕竟不是意味着一切，在衡量未来的发展之后，它终被拆除了。虽然在城墙这一方面上海无从与南京相比，但上海的“租界”现象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得了个“之最”的头衔。而且在上海人的社会文化中，不时能看出租界的影子及对上海人心理文化的久远影响。1843年自上海辟为商埠后，清廷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圆明圆路，北京东路以南)间的一块地，租与英人。首开租界之先河。美、法两国也不甘居人之后，《望厦条约》与噬黄埔条约》签订后，也在上海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此后，1854年，三国擅订《上海英法美租地章程》，在上海形成“国中国”，在租界内对中国居民实行“司法权”。当时作为殂民管理机构的“工部局”，有着自己一套相当完整的行政机构，殖民者以租界为根据地，对上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伸出了“无形的手”，在上海社会文化中留下了种种印迹。尽管南京城墙早巳失去了昔日政治、军事上的功能，租界也已永远停留在历史教科书中，但它们创造的文化积淀和在表现这些文化积淀的上海与南京人身上所折射出的某些文化心态，意识却通过行为方式的传承溶入社会的角角落落，虽然最终注定要被时代筛除或改造，但在这之前，仍在点点滴滴，颇有实效地影响着人，影响着社会。二、城墙与租界的社会文化影响衍化(一)封闭与开放的差异南京的城墙在区位上明显地将城乡分隔开，但城墙内外的人的文化意识观念却是一脉相承的。面临广阔的乡村，南京所受到的农业文化的“渗透”，是非常明显的。⑧它不象上海充满了冒险和机遇，没有成为“既吸引穷人又吸引富人的一城磁石。”⑧小农生产的特点在于其四平八稳、简单重复。同样，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上，南京也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种吸收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吸收·)反馈一再吸收·)再反馈的多向积极过程，“迟钝性”反应吸收与被动吸收结合的“特型反应”表现出某种的“机械重复”，结果南京文化便成了一种南北汇集的大杂烩，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文化。城墙所代表的威严与王权的中央地位，又使南京在吸收外来文化，尤其是对来自从不同的根基中生长出来的西方文化的“被动吸收”，使南京文化在更新速度上明显比上海“慢一拍”。南京人似乎对西学成份颇浓的“海派”文化有一种特别的抗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提出过向广州、深圳、苏，锡、常学习的口号，但直至1995年，才将目光转向上海，提出了向上海学习的口号。作为西方殖民者登陆地的租界，西方外来文化被迅速地传播。它所代表的进步的一面是为上海社会打开了融合世界文化的大门。但对于西方文化的过份热衷却使上海人多少减少了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吸收。无论在哪里，上海人都抱成一个小圈子，在自己的圈里说着上海话，与外界隔离开。特别对“乡下人”、“外地人”、“苏北人”这种语言上的蔑视，更充分说明了上海社会文化的市民社会中某种“俗气”。尽管上海有许多足以自豪的地方，但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却使上海没有尽力去吸收中国其他区域文化中的优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二)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差异城墙反映的一种封闭意识，在一些南京人心中形成一堵无形的墙，主要体现在产业界、商界、文化界的集团作战的轰动效应不仅比较少，也比较小。南京地区的原创音乐，在‘67流行歌坛上是小有名气的。但作者们只顾埋头个人创作。或北下、或南下寻求发展，没能使源于南京的原创音乐真正从南京流行开来，成为类似广州那样的音乐产业中心。商业文化是市民社会文化的结晶。上海的四大商业名街：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和金陵路，不仅仅因为其商品的丰富，更由于其独具的浓郁的文化氛围吸引了无数游人。它们各具特色：南京路一在于其西式建筑的精华，二庄于其独特的灯光世界；淮海路则以高雅的法国情调著称；而金陵路的骑楼长廊则具有南国风味。相形之下，南京的商业文化则显得有些单薄。商业中心街区功能不完善，除了商业文化“硬件+发展滞后外，更主要是商业文化“软件”发展不到位：如没有严格的橱窗文化，大部分商场没有象样的橱窗设计。@。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南京的商业文化环境近几年正得到逐步的改善。(三)社会交往方式与时尚的苎导上海的人际交往侧重于家庭交往、朋友交往和人生重大礼仪交往。囿于狭窄的居住环境，上海人一般不主动邀请别人来“家里坐坐”，也不主动上门拜访。如果说家庭交往还存在一种亲属间的感情交流需要的话，其他的交往方式则多少带有一种功利性质：与朋友交往是为了联络感情，不致于荒疏，以备不时之需；人生重大礼仪时的大宴宾客则是可以补偿一下平常联络的欠缺，时不时地加固一下相互的关系。南京人的交往则多了几分乡土观念。要好的同学、朋友有事无事地聚在一起，搓牌，喝酒，下馆子是司空见惯的。七姑八婆的串门，聊天也要比上海普遍。这种交往并不一定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而纯粹是为了感情上建筑归宿和满足感。人的交往过程创造时尚，传递信息。上海滩上时时涌动着这股那股的热潮，并领导着全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走向。其重要表现是现实时尚周期越来越短，形式越来越多。持续较长的要数出国热、股票热和考试热了。最典型的是考试热。例如，以辅导托福考试而著称68的上海前进业余进修学院恐怕在上海之外找不到另一个可与之匹敌的榜样。在这方面，南京尚未创造出，能够领导潮流的事物。无论从哪方面看，南京所流行的各种时尚都是一些“拿来品”。很少有城市独有的交往方式与社会时尚“潮”，更没有领导全国的社会时尚，这主要表现在标新立异的创新能力较弱，与传统社会的文化观具有一致性。三、城墙与租界的文化发生与抑制机制之比较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凭空发生的，总是要受到某种机制的制约，对城墙与租界的文化发生与抑制机制的分析比较，则可找出表象文化后的深层结构：(一)文化隔离机制共性特征中国自古的城墙，就体现出一种秩序、等级不可逾越的规范。“城市所有的功能都处在这些高大壮观的城墙四壁之内”。o由此，城墙的封闭性、隔离性也得以充分发挥。这种隔离对外，也对内：1．对内是各种功能区域的泾渭分明。明代时，何为抚衙区，何为治学区，何为商业区皆有一定的章法可循。即使到了民国时代，国民政府为大小官僚所建的住宅就是择址另建，并名为“高尚住宅区”。对内的隔离机制反映到文化上便是“官方文化”与“市民文化。的隔离，“雅文化”与“俗文化”的隔离。2．对外则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外来文化的隔离。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在四面高墙里进行着自己的精耕细作，即使有为数不多的海外交流，也是抱着一种“宣化王德”的态度去臣服、教化“夷邦”的文化。上海的租界，也是为了隔离而设的。在殖民者一方是为了“洋华分居”，免受“污染”，在清廷一方，则是为了“华洋分居”，以“避事端”。但原就为淘金而来的洋人们抵挡不住租房给中国人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而终成了华洋杂居的局面。尽管如此，租界这种“国中国”的隔离性，却是让中华民族深为国耻不能忘却。租界与城墙的文化隔离作用的不同之处在于租界所排斥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竭力向人们灌输“全盘西化”的思想。虽然这种隔离是相对的，不得不受到传统文化的抵抗，甚至不得不吸收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但无论如何，在租界势力范围内，西方文化处以一种主导址l位。(二)文化来源机制的相异性作为“东南津会”之南京，自古就是各方人士的聚集地，又适逢“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因此洼所吸收的文化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但究其杠会所赖之经济基础，就可以发现无论是东晋王朝南迁而带来的北方文明或是太平天国北上所带来的岭南风气，都不外是在农业经汐：基础上所生成的传统文化。在城墙体制的庇护下，这种文化的变迁是万变不离其宗，沿着儒、道、佛的传统走下去。衍生了巨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城墙纳入的是众多小异大同的“同类”，而非大异小同的“异类”。从这个意义上看，南京的文化来源具有某种单一性。而从租界本身看，它就体现出一种多源的文化来源机制。先后在上海设立领事馆的国家有十几个，分属于欧、亚、美洲的文化体系。在上毒滩上既与中国文化进行交流，同时它们自身也相互交流、影响，但这种多源的文化融汇却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大举入侵，东方文化的捍卫者却只能抓住“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西风刮起，却又不将它的濡化对象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这势必使人在两种文化的漩涡中寻找一种平衡点。多源的文化机制固然为上海文化带来了流光溢彩的一面，但也以某种扭曲与压抑做为代价。(三，文化整合机制功能等差性在一‘千以“入仕”为最高理想的传统社会里，南京城墙里的阶层划分是“士、农、工、商”文化的整合，当然，就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士”阶层的人所承担了。但在“士尸的圈子里，弥漫的是为学之道，为人之道，为官之道，为君之道。大多数“士”即使家道中衰，仕途失意，也不会去行经济之道，而宁可安贫乐道，纵情于声色，沉缅于玄思。由这样的阶层所整合的社会文化在礼义经济方面表现出的繁荣与在工商业中表现出的无能同样不会令人惊讶。而当这种对官宦价值及其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一种普遍时尚时，南京城的经济生活中在近代以来一直就缺少了某种商业化的精神动力。-上海租界方面的情况恰恰相反。充满了敛财本性的外国殖民者办起了外资银行、外资的煤气厂、电厂、自来水厂。在外国资本占领的市场空隙，民族工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上海工商业者所占据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国内任何一个城市的同业所无法比拟的。因而也不有了“沪上富翁一怒而天下诸侯皆惊”的说法，也有了被鲁迅先生挪榆为“商的帮闲”的“海派文化”。但民族工商业势力在外来的帝国主义面前，毕竟显得势单力薄，时不时地要作出屈服。所以，租界文化整合的承担者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工商业者阶层，而是一个奴役性与被奴役性交相混杂的工商业者阶层。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因而也多了矛盾与复杂的成分。总之，诚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历史进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范围”，“但它并不能完全控制我们”，岣通过对两地文化的比较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突破传统并造成变革”。@①参见(南京风物志，，南京博物院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②罗宗真：《石头城的军事地位和六朝时期的防御政策9，载(南京史志)1991年第3期，第74页。⑧⑤《上海辞典，，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第15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89年7月。④⑥⑦《上海研究资料9第366页一368页，上海通社编，上海书店出版，1984年1月。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眷上，第480页。⑨⑩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208页，第20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⑩参见新华日报，1995年12月23日第8版，张鸿雁谈橱窗文化⑩⑩伊恩．逻伯逊(社会学9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99页．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责任编辑：毕素华]、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