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市人”的记载，早就出现在各种古代史籍之中，甚至直到明清时期仍然被沿用。学术界对“中国市民阶层何时形成”这一问题虽有多种不同论断，但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唐宋是中国市民阶层的萌芽和形成时期，明清以来古代市民阶层得以发展壮大。吴铮强、徐勇、王曾瑜等的研究都涉及到了古代市民的问题，[1][2][3][4][5]有关中国古代市民的概念，本文认为市民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城市居民，因为城市居民涵盖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所有人，这些居民在身份、职业和社会属性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市民应该特指具有自己的意识、文化特征和社会属性的社会团体。[6]

前人学术研究的方向除了有关我国古代市民概念的界定、市民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分析之外，还涉及我国古代市民的从业、生活消费状况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问题，李葆嘉、岱宗、李正心等以论文或论著的形式进行相关研究。[7][8][9][10][11][12][3]另外，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某些成果同样能给我国市民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其中有崔子恩、汪玢玲、毛德富等人做功颇多，[13][14][15][16]80年代以后文学史界对市民文学提出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命题，如市民阶层意识形态、市民文化与宗法文化关系、市民与文人社会地位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1]学界的研究使人颇受启发，但应该看到目前有关我国古代市民的研究较为零碎分散，重大的论题研究有待深入，各种研究之间缺乏明显的发展脉络，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笔者不揣浅薄，在前人的基础上，从我国古代市民的从业与生活消费状况入手，分析古代市民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对古代城市面貌、城市建设、商业贸易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深化古代市民的研究。

一、我国古代市民的形成与发展

（一）“市人”的初步出现

隋唐时期，长安城的人口组成主要为“城”中的皇室、贵族、官僚、军将及其所属的人口，当时在长安城市区从事工商业的人，被称为“市人”。查阅资料发现，《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中载：“天子以禁军屯苑内。……重兵捉城门，市民由窦穴而遁去，人情危迫。”①这是我国古文献中首次出现“市民”的称谓，研究表明这里的“市民”是指包括市区和坊区的工商业从业者及一般的城市居民。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推行，一时间城市人口剧增，所谓“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同时，汉代所制定的“市籍”制度自中唐以后逐渐得以改观，商人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隋唐时期“坊郭户”制度的确立，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和工商业服务人员有条件大量进入城市，这些城市人口不仅包括工匠、士兵和执役人员，而且包括许多役满后留城人员。隋唐时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毫无疑问，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推动了城市从士人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另外，隋唐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出于满足自身需要等各种目的，为城市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政府官员与市场的联系程度也有一定的提升，同样也促进了市民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二）形成于两宋

虽然有关我国古代市民形成的时间论断多种多样，本文倾向于宋代是古代市民的形成时期。首先，从城市人口的构成情况看，宋代的市民群体有一定的扩大，不仅包括城市本地的普通居民，而且包括外来的工商业从业者群体。城市工商业者的发展壮大是宋代市民阶层发展的最大亮点，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些人往往靠着一技之长在城市生存，而这些人在谋生的同时也给城市提供了繁荣的基础和动力。其次，两宋时期商业的发展在加速城市化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北宋时，随着旧的坊市制被改变，城市中行业的严格区分也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大的城市商业区，特别是城市外围被称为“草市”的商业区的出现。除了城市周围的“草市”之外，当时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小的市场，即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集、墟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这也就促进了小城镇和卫星城市的出现。史料表明，两宋时期，大量城市郊区农民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自足型农业生产，转而成为工商业从业者，或者种植园艺作物和经济作物以满足城市的需求。[6]总之，随着城市旧坊市制的改革，城市商品交易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其自由度更高了，而城市的商业贸易作用也不断增强，人们的经商意识从无到有，且日趋强烈，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