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业文明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所依托的一个基本文化语境,它不但构成了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实践的重要现实背景,也对儿童文学所致力于书写的当代童年面貌与精神施加着内在的深刻影响。近2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中出现了大量与商业经济时代和商业文化精神密切相关的儿童形象(主要是在都市或准都市题材的作品中),与更早出现的儿童形象相比,这些孩子身上表现出一种鲜明的主体身份意识和较强的社会行动能力。当代儿童文学中出现的这类富有时代感和代表性的儿童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现代商业文化精神的滋养,它承载了当代儿童文学童年精神的重要变革,并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的艺术革新。

一、童年形塑的话语变迁：从意识形态到商业文化

从1949年直至文革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的写作和出版始终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钳制,其基本的表现题材、形象塑造和价值观等均受制于意识形态话语的严格规训。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整体变迁,中国儿童的生活环境以及儿童文学的创作环境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应,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同样经历了文学话语方式的重要转变。其中,当代商业文化精神对于儿童文学审美话语新模式的建构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1980年代初,商业文化元素已经开始进入儿童文学写作的关切范围,但由于受到既有童年观和传统审美趣味的影响,许多作品在触及这一题材的同时,也对它保持着特殊的敏感和警惕。至1990年代,一批代表性的都市儿童文学作家率先开始将商品经济时代新的童年生活内容和童年文化精神纳入到儿童文学的艺术表现领域。自此往后,商业文化的元素在儿童文学中逐渐呈现出一种扩张之势,并最终参与了当代儿童文学新的文学知觉和审美形态的艺术建构进程。

20世纪80年代初,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与条件下,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开始敏锐地觉察到逐渐形成的商业文化环境对当代童年及其生活的影响,同时,他们对商业文化给儿童生活带来的“侵蚀”和可能的负面影响也保持着天然的警惕之心。因此,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将商业之“利”与道德之“义”对立起来,舍利取义也被表现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童年生活伦理。很自然地,这类作品中的儿童主角也在理智和情感上保持着一种对商业文化的批判和排斥态度。

1983年,江苏作家金曾豪发表了一篇题为《笠帽渡》的短篇儿童小说。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阿生的13岁水乡少年。出身摆渡之家的阿生继承了水乡孩子心灵手巧的特点——除了高超的泅水本领之外,他还会做竹编、摆渡船。暑假来临,阿生承担起了摆渡的工作,以此挣钱补贴家用。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了评论界的一些争议,焦点在于小说中阿生的摆渡行为明显带有已在当时乡村社会萌芽的商业文化的痕迹,而阿生为“钱”摆渡的行为有悖于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童年“纯真”精神和价值的理解。

那么,儿童文学中应不应该表现这种不够“纯真”的商业意识和商业行为?实际上,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篇小说对于少年形象的塑造仍然小心地停留在传统儿童观的边界内。首先,阿生摆渡的收入十分微薄,但他并不因此而懈怠,而是十分负责地对待这项临时的工作。为了不耽误别人的事情,他冒着大雨为人摆渡,还提供自家的笠帽给客人遮雨。这一文学上的处理给读者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虽然阿生的摆渡是一项有偿的工作,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为别人提供帮助的意愿似乎远远超过了他所得到的经济报偿,这就冲淡了摆渡工作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意味。

其次,除了微薄的摆渡收入之外,阿生拒绝通过其他明显的商业行为获取更多“利润”。小说中,做小买卖的陈发总要坐阿生的渡船去河对岸的工厂卖冰棒,慢慢地他和摆渡的阿生交上了朋友。但当陈发建议阿生不妨在笠帽上动些生意脑筋、在摆渡的同时兼卖笠帽时,却遭到了阿生的严辞拒绝：他的笠帽可以借用,但绝不售卖。在这里,“借”与“卖”之间的区别,正代表了“义”与“利”之间的对立。

再次,少年阿生在情感上对营利性的商业行为怀有鄙视的态度。因此,当他听说陈发将冰棒悄悄地涨了价,便认定他是个“见利忘义”之徒,不再把他视为朋友。显然,小说中阿生摆渡赚钱似乎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传统谋生行为。细究起来,不但小说的少年主角对商业文化持一种拒斥的态度,小说的作者对于儿童卷入商业行为的现象也持一种总体上保守甚至置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