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国天空中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一为“诗仙”，一为“诗圣”，二位大诗人，因其思想、个性，乃至文化气质的差异，从诗到人，皆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对此，葛景春先生《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一书，曾有过详细的比较——

从思想类型来说，李白属道家思想系统，多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世界，批评时政和礼教虚伪，崇真疾伪。杜甫属儒家思想系统，重社稷民生，着重表现人生和人性的善与美，属儒家“善美”的审美观。……从个性上来说，李白是外向型的开放个性，而杜甫属于内向型的内敛个性。……从表达方式和表现对象来说，李白是以自我为轴心，以表现自己，揭露和批判上层社会为主。杜甫是以社会为轴心，以描写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与抒发其忧心社稷苍生的深切感受为主的……从艺术风格上来说，李白是着重表达理想的浪漫主义风格，杜甫是着重描绘现实的写实风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与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风格。[1]2-9

不仅如此，考察李、杜二人的生平经历以及创作实际，可以发现，二位诗人身上，分别体现着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不同精神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乡土情结的强与弱

唐代社会经济，虽仍以农耕为主，但商业也很发达，京城长安中有专门的商业区——市，陈国栋《懋迁化居——商人与商业活动》一文中称：“开元之前即已热闹繁盛的商业，仍然以在大都会中进行为主。隋、唐营建长安、洛阳为两京，是全国最大的都会。此外，长江上游的成都与下游的扬州也是二大都会，俗称‘扬一益二’。……包括大都会在内，凡是县治以上的城市都有官设的‘市’作为交易所在。中县（人口在三千户左右）以上者，均设有市令来管理。……长安有东、西二市，各据一坊”[2]261，即足以为证。商业活动出于买进卖出、差价盈利的需要，流动性是很强的（如“行商坐贾”），因此，行走四方、汇通天下，而不固守一方，就成了商业文化的典型特征——正谓“商工游食之民”（《韩非子·五蠹》），中唐诗人张籍亦有诗云：“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估客乐》），可见，商人的乡土意识也是比较淡漠的。

李白二十五岁即离乡出蜀，去国远游，“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自此，漫游四方，不以故乡为念，成为了李白主要的生活方式，如其诗中所言，“去国长如不系舟”（《寄崔侍御》），“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此去尔勿言，甘心为转蓬”（《五月东鲁行答汶上君》）……可见其游历四方之心重，毫无恋家之念。

李白一生曾遍游唐代两京及各个大都会，其《江夏行》侧面反映了唐代的商业繁荣，并有“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江夏行》），“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长干行二首》其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丁都护歌》），“瞿塘饶贾客”（《江上寄巴东故人》）等关于商贾的诗句。而且，其诗云：“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行》），“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门有车马客行》），“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舍人》），以他乡作故乡，不辞长年在外，其乡土情结之淡漠，正符合商业文化的精神特质。

在当代和后世人的眼中，对李白这一性格特征，亦有明确的记述，如盛唐诗人任华作诗云：“（李白）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中唐刘全白云：“（李白）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云：“（李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农耕文化则是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农民不能像游牧民族那样流动，也不能像商业民族那样冒险，只能生老病死于故土之上，过着稳定的、程式化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稳定而艰苦的农耕养成了农民有很重的乡土观念、防御意识和守成的心理。反映在儒家的经典中，则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死徙无出乡”（《孟子·滕文公上》）等名言。这是因为，“农业社会，主要依靠农业为主，劳动力加土地。没有了土地，就无以为生。所以农业经济形态下的人民‘安土重迁’……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3]71。杜甫曾在《进〈雕赋〉表》中自言家世：“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4]2172他“一生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对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思想也是全面加以继承的，其中也包括安土重迁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