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成长于欧美文明的交叉点上，从1876年起就定居英国，对英美两个国家在19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变革都有切身体会。他经历的这一时期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TheGildedAge，1873)里称作道德败坏、金钱至上的“镀金时代”，其典型特征是消费文化,即“一种世俗商业和市场至上的文化，其中，金钱及物品的交换和流通构成审美生活和道德敏感的基础”[1]。惠特曼(1819-1892)把这种社会风气描述为“越来越浓厚的虛伪、欺诈和冷酷无情”[2]。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把人作为工具”“人不再是自身的目的，人成了他人或自己经济利益的工具，或者成了非人的庞大经济机器的工具”[3]，这种为了追求金钱、地位或成功而把人作为工具加以利用或交换，进而导致人际关系异化的现象也渗透到家庭中。詹姆斯大胆揭开中产阶级温馨和谐的虚伪面纱，指出英美家庭潜在的道德危机。在他的小说中，家已不再是英国评论家罗斯金(John Ruskin)所崇尚的“安详静谧的地方,一个避难所,远离一切的恐惧、怀疑和分离”[4]，而是一个被金钱和权力欲所浸润的、充满了专制、利用与反抗的名利场，用学者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的话说就是，在詹姆斯的小说中，“我们遇到了以各种可能性出现的处于解体状态的家庭”[5]。詹姆斯正是通过不断书写处于“解体状态”下的亲子关系，来引发人们对失调的家庭关系的严肃思考。

在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波士顿人》《罗德里克·哈德逊》《华盛顿广场》和《悲剧缪斯》中，孩子都被父母当作追求金钱、地位或权力的工具，面临失去自我的危险。然而，这些被父母工具化的孩子却以不同方式对待父母的人格侵犯，他们大致可以被分为被动屈从型、悲剧反抗型和独立自主型。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传记研究以及社会历史批评对这三种应对模式进行逐一探索，以期理解詹姆斯在家庭问题上的独特思考和多层次的文学书写。

一、 被动屈从型的孩子

亨利·詹姆斯小说中亲子关系的一种模式是，父母剥削利用孩子，而孩子因缺乏自主人格，只能被动屈从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成为父母物质与权力欲望的工具和牺牲品。这种病态的人际关系即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在《逃避自由》中所定义的“共生关系”：

共生指一个个人的自我与另一个自我合为一体(或自身之外的任何一个其他权力)，双方都失去自我的完整性，完全相互依靠。施虐者像受虐者一样需要他的对象。只有用被蚕食代替寻求安全，他才能通过吞掉别人获得安全。个人自我的完整在这两种情况下全都丧失了。一种情况是我把自己消解在一个外在的权力中，失掉了自我。另一种情况是，使别人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扩大自我，并获得独立的自我所缺乏的力量[6]。

显然，在弗洛姆看来，“共生”关系顾名思义是不独立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一种病态的相互依存。詹姆斯小说中亲子之间的“共生”关系剥夺了孩子的独立人格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一位女士的画像》(ThePortraitofaLady，1881)中，主人公伊莎贝尔的继女帕茜被动地屈从于父亲奥斯蒙德的权力欲望，在如同监狱般的罗马修道院里接受隐忍克制的规训教育，其结果便是，在这个女孩身上，“服从的机能比反抗的机能发达得多”[7]。奥斯蒙德一直在社会上不得志，但他内心自命不凡，病态地渴求权力和社会地位，羡慕俄国的沙皇，土耳其的苏丹或罗马的教皇，因为他们都“享有无上的尊敬”[8]，因此他的理想是“飞黄腾达，阔绰体面，过贵族式的生活”[9]。然而，他既无财产也无声望，也没有显赫的家世门第，所以在一个讲求阶级门第、财产和声誉的社会里很难出人头地。于是，他把社会抱负的希望投注到婚姻和孩子上。首先，他通过婚姻占有了妻子的所有财产，还想进一步奴役她的身心，但当他发现妻子并非他所期待的言听计从的传统女性时，便试图操控女儿的婚姻，丝毫不顾她与青年男子罗齐尔之间的情投意合，刻意撮合她与拥有财产和爵位的英国贵族沃伯顿，甚至命令妻子玉成这桩婚事，以助他迈入贵族阶层。弗洛姆犀利地指出，对于这种将自我凌驾于妻女之上的人来说，“家庭便是个人声望的一个源泉。个人在那里会觉得像个‘人物’。妻儿对他俯首帖耳……他可能在社会关系上什么也不是，但在家中却是王”[10]。奥斯蒙德便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他受到商业文化中为了成功不择手段的价值观的影响，不顾女儿的幸福与意愿，把她当作自己攫取名利的工具。被修道院生活折断了个人理想翅膀的帕茜不敢违抗父亲的意志，将自己消解在父亲的权力中，成为无我的存在，只能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继母身上。当沃伯顿承认他的企图是为了接近伊莎贝尔，而非真正爱上帕茜时，奥斯蒙德的如意算盘落空，竟然以净化女儿心灵的名义再一次把她送进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