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高等电影学院教授艾·菲兹利埃曾言：“一提到文学带给电影的好处，首先就会想到改编。”[1]根据贵州青年作家肖江虹同名小说改编，已故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的电影《百鸟朝凤》因为制片人方励的“下跪”事件引发热议，从而将一起个体性事件引入影视剧作的艺术追求、现实走向、营销策略等问题的价值深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民俗文化与商业文化、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理论反思。可以肯定的是，从小说到电影，肖江虹和吴天明均力图通过游天鸣、焦师傅、游本盛等人关于唢呐传承的故事讲述，抽绎出乡村世界匠心不在、民俗文化逐步陷落、现代文明猛烈前行的演变态势。但是，因为小说与电影相异的话语媒介和言说方式，让“改编”成为小说与电影叙事分野的艺术起点，其间既有耐人寻味的叙事空间的移植，叙述话语、叙事动作的切换，叙述内容的重构，又实现了不同艺术建构内在价值的共振与融合。因此，《百鸟朝凤》的小说与电影文本间存在着相互指涉、整合、挪移的召唤本质。基于此，本文拟在《百鸟朝凤》小说与电影的两种文本之间，对两者的叙事策略、叙述内容以及意义生成等进行比较分析，探寻肖江虹与吴天明在艺术表达上的不同路径，以期达致内蕴增殖的阐释效果。

一、从无双镇到黄河岸上——叙事空间的移植

肖江虹是一位来自贵州乡村的作家，童年时光与山野乡土间重度叠合，“没日没夜地遍地乱跑”“和那片土地建立了朴素而深厚的感情”。[2]因为对于贵州乡土的熟稔，肖江虹能够在文学书写中自由地出入于唢呐、制蛊、傩面、悬棺、喊魂、丧葬等等民风民俗领域，把对于乡土世界的体验与凝视内化为反思现代文明、追溯民俗内涵、观照底层世界等方面的意义建构，从而培植为自己文学文本的意义生长点。

电影《百鸟朝凤》海报

无双镇是肖江虹小说世界营构最主要的文学地理空间之一，《百鸟朝凤》之外，《当大事》《家谱》等作品的故事均被设置于此，按照肖江虹在《百鸟朝凤》中的说法，“按理这个镇子应该叫五行镇，可它却叫无双镇”。[3]无双镇包含了金、木、水、火、土五个村庄，这个地势边远的小镇，生民境遇艰难，原有的古朴民风渐行渐远，新的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大多以一种变异的方式注入此域，让“无双镇”充满了传统与现代的扭曲性质，这样“五行”道义的传统价值承载与“无双”的现实面向形成了具有反讽性质的意义对举。同样，在小说《蛊镇》《悬棺》《傩面》《像风一样轻》等篇什中，“蛊镇”“傩村”等亦被作家绘制为僻远、神秘、古旧等意义符码，参与其文学时空的建构。“蛊镇”四面环山，进进出出就靠一个豁口，在蛊镇往西的二十里的古驿道上是“傩村”，但驿道早已被废弃，“驿道穿过半山，山高风急，路就被撩成一条折叠的飘带。弯弯绕绕无数回，折过一堆零碎乱石，就能看见傩村了”。[4]《悬棺》的故事生发地“燕子峡”也属于“蛊镇”，因为“山高谷深，陆路运送极其不便”。[5]所以村人在蛊镇打制的棺材均靠猫跳河顺水而来。肖江虹的小说故事大多在上述地域被摊开，其关于底层民众的生存书写与思考就在此边缘化的乡村世界得到释放，游走于乡间的唢呐匠、木匠、蛊师、傩师们也在此坚守、自失或者陷落。当然，乡村现实的复杂、纠葛、困顿也一并在作家乡土书写中敞开。

在电影《百鸟朝凤》中，故事地点不再是具有贵州山地元素的文化地域，而是被移植到了黄河边上。影片开始，父亲领着游天鸣前去拜见焦师傅，悠远绵长的乡间小道和黄土地构成了西北地区特有的地域景观。黄土地作为负载了西北乃至整个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根性土壤，作为影片的文化背景参与叙事进程，将故事引向了整个民族的心灵内部。影片结尾，游天鸣在一曲《百鸟朝凤》中展开对师傅的怀念和对于唢呐艺术的坚守宣言，背景依然是阔远的黄河，其中的隐喻意义再一次浮出画面，引领观者进入民间艺术民族性、现代性的深层思考中。片中焦师傅在传艺于游天鸣的仪式上也说道：“我快要吹不动了，可这黄河岸上不能没有唢呐。”电影将小说中的“咱们这山旮旯不能没有唢呐”的意义指向被挪移到了“黄河岸上”，显示了电影与小说文化价值凸显中的差异和变化。故事叙述地点的变化，除了让影片所携带的文化背景更加宏大以外，小说和电影的思想旨归也随之发生位移，就小说而言，主要是透过无双镇贫瘠、滞后、偏远的空间形态，诉说以唢呐为代表的民间艺术的现代性困境以及民间匠人艺术坚守的坚韧与决心，这其中“山旮旯”赋予了民俗文化逼仄的生存土壤，也让游天鸣们的坚持充满强烈的寒凉、冷峻意味。电影将叙事背景放置在“黄河边上”，加之阔远的黄土地，也使得故事的民族性、整体性的价值能指更加突出。